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从全球的视角看，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做出了很多制度创新。就地处发达经济区域的南海区来讲，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通过调研，我们认为在广东金融高新区设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对此我们就设立广东中小企业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建设广东中小企业银行的SPIG模式。
一、我区的经济金融基本情况分析
近十年来，我区经济社会获得了较为全面、长足的发展。尤其在经济金融方面，更是以广东省金融高新区为标志，意味着我区进入了金融引领经济、经济助推金融的“双向互动式”发展的新阶段。回顾这十年，2004年南海区存款余额仅为1000亿元左右，而截至2014年底南海区存款余额将近4000亿元左右；贷款在2004年约为500亿元左右，提升至2000亿元的新高度；银行数量也有之前的不足十家，发展至现今的30家左右。可见从金融总量的层面看，金融获得长足发展，十年间增速达到了3-4倍。但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我区的经济金融日渐暴露出一些长期以来都存在、但没有积极面对且更没能解决好的问题。比如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依然很突出，好像没有得到一丝缓解，这一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这些问题进一步叠加，使得原本单线条的问题经过数年的“发酵”，错综复杂地交织、耦合在了一起，在新常态下的压力背景下，成为我们当前不得不面对、不得不从全局寻找有效解决路径的突破口。
在经济金融领域，这些难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由过去几年的“金融热”和 “融资冷”并存，转而升级为“金融冰”和“融资冻”交织并恶化；二是金融高新区可能错失最佳的发展时机，并名副其实地对制造业金融产生“挤出效应”；三是制造业作为南海的主导产业，却片面地追求“去制造业”和“房地产金融化”。
二、发达国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方面的经验介绍
首先，美国的以中小企业署为枢纽的中小企业信贷体系。在美国的中小企业信贷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政策性金融作用的是成立于1953年的美国联邦小企业署。联邦小企业署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并不主要是发放贷款，而是主要为那些不能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从而由商业银行发放贷款，1990-2010年的20年间联邦小企业署共发放或担保发放了2420亿美元的贷款。首先，它在具体的业务办理过程中，对担保比例、责任、费率以及业务流程坚持商业化原则。比如在担保方面，贷款金额在15万美元及以下（相当于国内的小企业贷款100万人民币左右）的担保比例不超过85%，15万美元以上的担保比例不超过75%，担保的最高额度为200万美元，担保比例最低为50%。此外，小企业署还要求不准许贷款机构对除去小企业署担保的部分向借款人要求额外的抵押物或其他担保，担保比例可能随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逆向调整。其次，在合作的商业性放款机构进行分层授权管理。比如按照合作贷款机构的实力进行分类授权，第一级别的优先贷款机构可以代表中小企业署决定是否放贷，第二级别的认证贷款机构有部分授权但须3天内回复是否同意，第三级别的是普通贷款机构需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
其次，日本具有完整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始建于二战期间，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基本形成了涵盖农业、住房、医疗、中小企业、进出口、环境开发、经济振兴与发展、区域开发和困难民众等重要领域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其主要的机构简称“二行九库”。2007年5月25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法》，2008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将国民生活金融公库、农林渔业公库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统一合并为政府100%持股的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最后，德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德国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通过多种模式创新在支持科技型的中小企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通过公私合作模式积极支持科技型小企业。自2005年以来与德国联邦经济技术部、博世、博朗等大企业一起成立了德国高科技创业基金，向350余家新建科技型小企业投资了大约5.7亿欧元，并带动了第三方的后续融资6亿欧元。第二，直接负责管理欧洲复兴计划的框架下的企业启动基金。成立于2004年的企业启动基金，主要面对的是刚渡过种子期的科技型小企业，对企业规模有明确标准（如人数少于50人、年营业额不高于1000万欧元等），以确保其科技型的小企业属性，同时要求被投资企业除定期向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披露企业信息之外必须有一家主导投资者，且其高管必须投资入股。十多年来，该基金已经支持了450家企业。第三，按照市场原则创新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方式。德国复兴银行可直接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资金支持，也可向中小企业贷款银行提供2%-3%的利息补贴。前者提供的贷款还可以作为企业的净资产，暂缓支付利息，用于改善企业融资结构，后者的贷款银行可以申请一定比例的债务免除以及向当地担保公司申请辅助担保。
三、在金融高新区设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的SPIG模式
未来的几年，如何实现南海经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关键路径之一是在金融高新区设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具体的可行性路径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广东中小企业银行在战略上始终坚持以制造业企业为中心(strategy)。
首先，制造业是南海经济的魂，离开制造业去发展金融或去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是舍本逐末；其次，发展制造业关键在于技术升级+金融驱动+互联网思维；最后，新常态下发展制造业的核心在于培养和提升“创二代”的竞争意识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南海是民营企业的富集地，过去的三十年是在短缺型经济的背景下，主要靠要素的外延扩大引领的，未来，业已接班的“创二代”能否利用年轻化、互联网化等后发优势，升级传统的企业生产、管理和营销水平是南海制造业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第二、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是具有岭南特色的政策金融体系的有效抓手（policy）。
首先，要由零敲碎打地政策性支持转向系统化的整体支持。近几年来，南海区在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与部分银行合作创新了一些政策性融资产品，比如雄鹰计划等等，但是这种零敲碎打的支持，并不能解决制造业在金融支持方面的主要问题。面对新常态，我们更应该从系统的角度，针对制造业企业、企业主、企业中层人员以及产业工人等具体人群，规划涵盖融资、保险、投资、理财以及最低生活保障需求（补贴）等在内的金融功能，涉及银行、保险、投行、财政等一系列机构的制度或组织。
其次，政策金融体系的构建思路。一是以高新区为平台，成立省级的制造业银行如广东中小企业银行等，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增信和担保服务；二是以广东中小企业银行为典范，逐步构建涵盖中小微企业、城市外来务工人群、住房、三农等范围在内的专业性的金融机构或组织制度；三是以民间金融街为载体，逐步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真正向普惠型、小额化、分散化的金融营销模式转变，真正为南海社会发展中的底层社会大众服务，回归金融的本质。
第三、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是理顺构建政策金融体系与发展制造业的内核性纽带(industry)。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是一种资源，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它在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功能的同时，在某种条件下也具有负功能。现在回头看，金融高新区的“骑虎难下”、大额银行贷款的企业一夜“走佬”、钢贸行业隐性不良贷款以及后期链式不良反应和不断发生的银行“抽贷”现象都是金融负功能的典型写照。为何南海会面临产生这样的现状？其实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而核心的问题是市场主体（比如政府、企业等）对金融认知的匮乏、不足以及抱有某些“攀龙附凤”的幻想。而设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是理顺构建政策金融体系与发展制造业的内核性纽带。
第四、广东中小企业银行的核心要素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government)。
一是在支持中小企业的客户群定位方面，坚持政府主导模式。中小企业在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融资难问题一直是比较难解决世纪难题，因此，成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之后，在客户群定位上坚持政府主导模式，不能因应银行自身利益的变化而改变。二是在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产品设计，方案要素的选择，比如授信调查、贷款的额度、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坚持市场化的操作手段，主要支持那些讲信用、守信用的中小企业。三是建议省政府成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主要用于为广东省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等融资服务，担保基金可以重复使用，并且定期将担保基金的应用情况定期（比如每年）向广东省“两会”报告。四是做好广东省中小企业银行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平衡工作。从全球的情况看，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是银行综合效率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建立之初就要处理好广东省中小企业银行的股权和治理制度安排等工作。
新常态下，南海区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即制度性地设立具有政策性金融性质的中小企业银行——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有助于促进金融、科技和产业的融合有效发展，也是新常态下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招，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新时期的一个创举。
总体上，我们认为设立广东中小企业银行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系统工程，设立具有政策性金融性质的广东中小企业银行，将最大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融资难问题，实现金融科技产业的高效融合，并且该做法在全国都是具有创举性，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体现了广东人敢为人先的务实、创新等新时期的精神风范。
